[40]胡思敬：《衡阳昆山余姚三先生从祀孔庙议》，《退庐文集》第1 卷，第180 页。
国初的孙奇逢、陆陇其、汤斌、陆世仪、张履祥已经从祀孔庙，除他们之外，尚有三人焉，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在这种形势下，支持者要把三儒送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核心符号的孔子庙廷，面临的阻力是十分强大的。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三儒应否从祀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度成为朝野上下瞩目的事件，而此时也正是清末预备立宪艰难推行的时刻。[11]关于从祀事件之外有关三儒合称的考察，见何冠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合称清初三大儒考———兼说清初四大儒及五大儒的成员》，《明清人物与著述》。[5]在这一背景下，赵启霖的奏疏以保存国学为基本的立论主旨。（17）陆军部主事吴以成。虽然朝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终的决定权仍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所以支持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服慈禧在群言淆乱的情况下宸衷独断，以释群疑。
段志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但是当时社会形势的复杂不容这样的简单逻辑发生效力。4、及时回应相对人的义务。
[8]石佑启：《论平等参与权及其行政法制保障》，《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这样，政府与相对人下一步实质意义的沟通、交涉与协商才成为可能，相对人表达权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实质意义的参与行政决定权。同时，相对人具有与行政主体均衡的利益博弈能力以及行政过程中对行政违法的纠错权(监督权)，从而形成对可能发生的行政侵权的强力制约。另者，行政参与权是相对人享有的参与行政过程，影响行政决定的权利，虽然包括对行政活动的监督权，但是这种权能是行政过程中的监督，而不是发生行政侵权后的补救性监督，这又把行政参与权与相对人事后的救济权相区别。
[3]王锡锌：《公众参与和中国新公共运动的兴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页。例如，《广州市商品交易市场管理规定》在制定中公众多种形式的参与，以及被誉为拆迁变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改中的学者上书和两次面向全国公众征求意见等等，都是行政立法领域公众参与的典型代表。
具体而言，行政参与权是相对人基于与行政活动的利益关系，而享有参与行政活动，表达利益诉求，提供行政信息，发表行政意见，以及参与行政决定并影响行政决定的权利。相对人的了解权、申请权、得到通知权、要求回避权等，我们谓之行政程序权利，它们能对行政主体进行程序上的制约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相对人实体权利的实现。[2]的确，公众参与行政是行政民主化潮流的必然要求，行政过程的民主化表征是相对人能够平等地参与行政活动，享有行政的话语权和一定的决定权。在参与式行政中，相对人享有对政府行政效果的评估权。
这种新的权利的确立，必然引起相对人权利结构的变化，从而需要解构相对人权利结构，并重构参与式行政中相对人的权利结构，使相对人权利结构实现优化。3、行政参与权成为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真正的行政参与，是实质性的参与，必须要求行政主体部分还权于行政相对人，从而使相对人也具有一定的治理能力，也就是相对人享有参与行政决定权和参与决定实施权，这些权利可以介入、渗透、融合于行政权力，成为行政权力的一部分，从而与行政主体一道分享公共事务的治理权。[3]参与的理念与参与行动相结合，展开一幅中国民主制度从宏观层面到微观领域里公众参与的丰富画卷。在传统行政中，相对人缺乏自主参与行政过程，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参与作出行政决定，参与实施行政决定的权利。
[12]方世荣：《对当代行政法主体双方地位平等的认知——从行政相对人的视角》，《法商研究》2002年第6期。因此，在传统行政中，相对人难以通过行使行政过程中的实质参与权，形成对行政侵权的强力制约和对行政授益的有效合作，这样相对人实体权利很难得到有效保障，行政权的行使也因缺少公众参与而很难保障其合法性与正当性。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了政府机关拟定征收补偿方案征求公众意见的义务，同时赋予了公众参与决定补偿方案的权利和参与决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权利。这些行政权力虽然可以先于行政参与权而存在，但是其生效必须以履行满足相对人参与权的义务为前提，否则会因丧失正当性而无效。
这样，行政参与权才是实在的法律权利。相对人通过主动参与行政过程，表达利益诉求，提出行政建议，提供行政信息，与行政主体进行平等地利益博弈与协商，并参与行政决定，形成有效的合作行政，获得行政授益。我国行政立法领域中的公众参与已经蔚然成风。这也是行政参与权能够产生实效的第一步。与此同时，近年来，公众参与行政实践已成为公共行政生活领域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行政活动中的公告评论、意见征求、座谈会、论证会以及听证会等公众参与形式，此起彼伏，方兴未艾。因此，听取相对人意见和诉求必然要成为政府机关的义务。
[6]其一，是充实相对人权利的内容。具体而言，相对人行政参与权的享有，需要确立政府如下义务：1、确定相对人参与资格的义务。
邓佑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因此，在实然上，行政参与权已构成我国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要素。
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包括自由权、平等权、受益权等，这些权利是相对人生存与发展的核心权利，位于相对人权利结构的中心。而行政执法则是最早开展公众参与实践的行政领域。
(一)传统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解构传统行政的相对人权利由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与救济权利组成。公众参与行政过程，首先需要赋予其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这是公众参与必须充实的基础性权利，同时公众参与行政过程的逐步深入，又会巩固和加强这些权利，进而形成诸如要求正当意见采纳权、要求说明不采纳意见理由权、参与决定权、参与决定实施权等新型权利。这种行政权力运行的模式可以表示为：行政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意见采纳权等)→行政权力(生效)。[13]参与式行政的兴起产生了新型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在相对人的权利谱系中产生了行政参与权这种新的权利。
另一方面，行政活动的正当性和可行性也需要公众参与，政府机关与公众之间通过信息的汇集、意见的沟通、利益的博弈等，形成知识的荟萃、民意的聚集和利益的均衡，从而作出科学、理性、正当的行政决定，保障行政决定的顺利实施，有效实现行政目标。再如，在行政处罚中，行政主体未听取相对人的陈述与申辩，行政处罚不成立，当然也不能生效
[[70]] 林子仪等：《宪法：权力分立》（第二版），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556页。（2）不得剥夺各州它在参议院中的平等投票权。
不认为制宪为立约行为，而认制宪为立法行为。[[5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55]] 参见尹家民：《红墙见证录》（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666 页。
任何的宪法修正案必须与作为整体的宪法本身保持一致，宪法的修正案不得修改诸如民主原则、权利分立这样的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相反，一次修宪的修宪模式其理论基础为宪法修改无限制论。如果制宪权基于制宪时之政治背景而为，则修宪时之政治背景，亦应享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力，不能为制宪时之决定，可以永远限制而后之国民意志。我国宪法对经济制度的规定受到前苏联宪法模式的影响，把经济制度的规定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公开确认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明确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把经济制度中最基本的内容都规定到宪法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把经济制度中最基本的内容都规定到宪法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修改在转型宪政时期的功能发生了范式转移，宪法修改的核心功能已经从传统意义上限制政府权力转移到了当今转型国家中社会共识的整合。美国宪法第5条[[23]]明文规定了宪法修改的程序规则如下：(1) 国会启动模式（Proposals by Congress） (2) 各州发起模式（The Convention Alternative）。
法国宪法委员会在1971年7月16日结社自由案的裁决中对宪法序言的效力明确表示肯定，这使得过去关于宪法序言效力理论上的争议和不确定性得到了最终的解决。依照此种观点，即使宪法有禁止修改的地方亦可成为修宪的对象。
第17 条宪法修正案(1999年)是为了与刑法(1997年) 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相一致, 才将宪法第28 条的反革命的活动修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他首先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在Coleman v. Miller案[[21]]和Goldwater v. Carter案[[22]]中的判决理由是错误的。
